我不是巴甫洛夫的狗
多年前精力過盛的我寫過一篇《達爾文的長頸鹿》講社會人情，但已找不到原稿。大意是從虛構家庭慘案飄至非現實的竇娥冤再回流當下萬象衆生，兜著圈子講世間殘酷優勝劣汰乃常事作人當三分淡然為妙。但實際上老生常談這些觀念恰恰表達的是其時我偽三分淡然真萬分憤世的心態。類似聯想到寫一則《巴甫洛夫的狗》扯談人性習慣，卻無從下手。看來這個念頭無疑與巴甫洛夫的狗流唾液一般，純屬條件反射。
美國七十年代就有一隻樂隊取名『巴甫洛夫的狗』，可惜卻未深得巴甫洛夫精髓。假設當年該團隊搞一個『百日內每天一首新歌』或『百日內每天一場演唱會』的造勢活動，接下來扮神秘消失弔足胃口。這樣按巴甫洛夫邏輯作了至少能樂史留名，也對得起這個帶諾貝爾光環的名字。
通常人都認爲我樂於接受全球化新異思想會間接造成個人價值體系的全盤西化。但我傾向奉行『五四』時期的理念，所以看《紐約客》和讀《左傳》並沒有太大衝突。真正傷腦筋的還是讀書人與社會生活的糾結。昨天有朋友以一段文字傳遞給我她身處大草原的開闊，這對早已迷醉於城市喧囂的我居然有些觸動。『黑山映白雪，碧野連天，牛馬恣意馳』。無奈我腦中的靜態畫面始終難以生動起來。前幾天看到朱德庸漫畫專欄《大家都有病》有一篇畫的是一個『感覺世界上甚麼事都與己相關』的人。伊拉克戰爭，經濟危機，人口過多，全球變暖。依蝴蝶效應理論看，沒準兒我們的確脫不了幹系。其實呢，我們常常連自己生活的那點破事兒都把控不了。
有人在問甚麼是愛。人的皮膚細胞一個月左右便全部更新，而構成身體的大部分細胞也在兩三年內全部換代。故此引申出某個很好的哲學命題：這個全新的『我』還是不是『我』？我完全可以理解寶貴的腦細胞耗掉一個少一個沒法再生的事實。包裹在那些腦溝回下面的無形意識是組成我們豐富情感的基本要素。依戀，寂寞，厭惡。唯心不唯物地說，我們也許只存在某種感覺之間。
人類社會遠高於狗社會的複雜，我想源自個人情感的多樣性深不可測。我被隱匿的嗅意識可以和文字觸動下的未知草原芬芳，還有霎那回憶中的汪曾祺《受戒》泥香千絲萬縷。感性被理性主導著並存一世，這裏沒有巴甫洛夫的狗。更多生活中，我們承認習慣不分好壞對錯。人和狗都沒法去解釋。
閏五月十三書於錦官城